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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阿拉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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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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