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王荆公的时代，士人与君王的关系已经从分庭抗礼到了主奴的关系，他还用这种战国策士说客的手段，先恭维君王可以做尧舜之君，进而把自己闭门造车的新法进献给固然想要有一番作为却全无章法的君王，其志向目的的确是想让君王做有为之君，实际上也是对于君上威权的要挟绑架。

王荆公此举犹如一个赌徒，他搭上的不仅仅是身家性命，还有他的千秋史评。

王荆公应该感激的是他生在养士尊贤的大宋朝，如果是其他王朝，他的下场不会比商鞅张居正更好一些。

不过也应该承认，王荆公有思想家的深邃，也有文人的孤高倨傲，更不乏策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家的隐忍，一切的一切他都做得无懈可击。

他也用罢黜守旧的官吏的霹雳手段暂时封住了守成的旧党的攻讦之口，心怀叵测破坏新法的佞幸小人的中伤也暂时被天威震慑。

以他们首鼠两端的性格，还要看新法与旧党的征战如何收场，然后做出追逐旧党还是跟随新法的抉择。

得君行道，得的是权倾天下的君王的支持，行的是自以为的致君尧舜，河清海晏，国富兵强的堂堂正道，人生至此，读书人最高的梦幻已经达成。

那么结果呢？

王荆公的救国救民的努力反倒让本来就民穷政弊的大宋朝更加雪上加霜，其祸害百姓，民穷政弊，民怨沸腾，比先前冗官冗吏更甚。

因而，大宋朝的灭亡来的更快。

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不义的政权灭亡在它想要努力变好的路上。

大宋朝不是一个最坏的朝代，只可惜一家一姓的朝代，始终不是更好的朝代。

不怪乎书生造反三年无功，书生治国一样是无功。

考王荆公的得失，他把他县令州官，事事亲力亲为的经验法度嫁接到天下之大，自然要水土不服。

州县的官吏管辖的地域不广，百姓不多，自然可以事必躬亲，筛选任用贤能。

只是身为天下宰相，坐镇中枢，如何一一明察所任用施展新法的官吏的能为品行呢？

加上各地民风迥异，官吏颟顸横行，以致本来利国利民的国策施行起来，反倒是与民争利，也让贪官污吏有了中饱私囊，残害百姓的授权。

作为权倾天下的国之宰相，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乎的不再是一州一县，一家人一路人的幸福痛楚，而是天下的气运兴衰，他喜欢奢靡供奉，还是选择道德清修，不事繁华，都无足轻重，他的道德人格在国贫民弊面前，就算是多么高尚，也变得不再重要。